吓人的东西

我家的烧水器边，总是放着一壶水。

我妈妈每天7点起床，7点15出门，十五分钟里，她每天都能记得接一壶水放在烧水器边上。这个习惯让我摸不着头脑，直到有一次她回家后大发雷霆，问为什么烧水器里的水烧干了，旁边就有水也不知道灌进去，要是着火了怎么办。

我家的这只烧水器是一个德国净水器品牌旗下的产品，因为妈妈爱喝茶，对水质要求高，总买矿泉水既奢侈又搬不动。咬咬牙买了这个净水器，挺贵的，但又能净化又能烧水很方便。把自来水灌进后面的水箱，旋钮选择需要大杯还是小杯，按下按钮后机器抽水，喝多少就烧多少，干净适口的热水直接出来。水箱不大，是透明的，还剩多少水一目了然，没水了加进去就可以。

我没看烧水器的说明书，但是以我对烧水器工作原理的判断，好像没什么“烧干”的可能性。且凭它一骑绝尘市面上大多烧水器的价格，也不可能没有断电保护这种基本设置。我和妈妈解释后，妈妈依旧只是鄙视我的马大哈，我知道，往后的日子，我家的烧水器边上仍然会有一壶水。

我在国内上过两年大学，学校是公立的，住宿条件也是公立的。夏天就罢了，冬天要用热水，需要拎着开水瓶下楼灌了热水上来。那种开水瓶几十年都一样，我儿童的时候坐长途卧铺回老家，地上一个铁架子，放着两瓶灌满的开水瓶，有一年我被烫了手，因为我妈为了把水放凉而没有把软木塞塞紧——这种开水瓶，顶端一个软木的塞子，塞得紧了，又容易爆瓶又容易拔不开，塞得松了，一晃就撒。巧妙地塞塞子或拎水瓶而不撒渐渐成为一门手艺。楼道里流传着热水瓶以各种契机爆炸的故事，凛冬将至，人心惶惶。

而装热水的喝水壶，又是另一个身边危机。现在的小孩估计理解不了学校里的冷，我读书的时候都是用塑料密封杯去楼道的热水罐接一杯热水，放在腿上交替着暖手。不然在上海湿冷的冬天室内静坐，坐久了四肢冰得像不存在了，人都会抖起来。公立大学的安全教育课，男老师在礼堂里调侃说，女孩子冬天接了热水夹在大腿间，结果杯子爆了，女孩烫伤送去医院。全场哄笑。我这所公立学校分数不低，多是外地苦读失败没考上名校的考生，抱热水袋上课是条件不好时没办法的办法，听说我的同学在农村每天4点起床走去学校，晚上有时在结霜的教室打地铺，不知她用什么办法捱过。但在礼堂里她也还是一起哄笑了。多半是因为老师说“夹在大腿中间”的语气太好笑了。

喝热水是中国人的独特爱好，热水本身象征着清洁，安全，健康。然而随之到处可见的热水的烹器，容器总是伴随着都市恐怖传说。大家在危险的边缘养生多年，已成习惯。

可是这种习惯很悲惨。

产品设计得不周到，用户被培养出自救的习惯。记得关煤气；记得关热水器；记得搜索东西的时候，往下多翻几个，前面的可能是广告。用户习惯是被接触的产品培养出来的，在听觉系统中有一种优先效应，人会以为声音的第一个发出的方向就是声音的源头（即使这个源头会移动）。我认为用户习惯也有类似先入为主的特性。而今天的孩子接触的产品品类之丰富远胜我们小时候，我是不讲理的，我对孩子有一种溺爱的倾向，我希望我未来孩子的生活可以告别自救，不艰苦，不用在日常使用中自己想办法。我希望我们的城市街道上，少看到人们自己“想的办法”，胶带缠住的水管，为复杂状况而手写的指示牌，怕丢用绳子拴住的路障，少一些因为自己琢磨出解决办法而沾沾自喜的使用者。小孩不用把视频网站上看来的黄色笑话讲出来被妈妈骂了而感到愕然。

进一步说，一个连普通用户都需要自己想办法的社会，对于特殊人群是什么样的？我们抱怨搜索引擎布满莆田医院广告，搜索膝盖痛被建议截肢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只是偶然遇到问题得不到解决。而特殊人群，残障人群的待遇，可能正在变得更糟。

深夜看上海台新闻，盲人夫妇去民政局离婚，结果因为无法签名而被拒绝。民政局长和主持人坐在演播室里，电话连线进这位盲人先生，采访他有什么不满意，他说日子更难过了，以前公交车有大声的语音报站，在车外就能听到，现在公交车的报站声只有在车里才能听到了。以前银行的密码按键上有盲文触点，现在都改成了屏幕操作。民政局长说这些不是民政局管理的范围，但承诺一定会马上完善办法帮助他们办理离婚手续。

我突然意识到，事情竟然有变得更差的可能性。朋友告诉我，带孩子去麦当劳，结果麦当劳在放有很多脏话的说唱音乐；不同型号的手机在同一个软件上搜索的酒店价格差别很大；地铁闸机很容易夹人很害怕；教室里装了专门的监视器用来记录了每个人上课有没有好好听讲。

恐惧，和恐惧承认自己的恐惧，是雨果在悲惨世界里所描绘的悲惨本身。习惯于精明打算，审时度势，保护自己的人，我观察他们，往往已经没有更多力气对他人抱有同理心的。即使人们认为自己是因为贫穷而受苦，而拒绝承认自己受过苦，苦仍然客观存在，设计得差，缺心眼的产品仍然客观存在，烧热水的机器不应该是一个吓人的东西。安全和被尊重是最低要求，不是高价才能买到的服务。被物品苛待过的人会养成习惯，这个习惯可能很难改。

我感觉设计师最应该明白这个道理。